1950年2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与仇鳌久别重逢。茶还没有续上几次，话题便落到了任职问题上。毛泽东希望他到中南军委参事室任职，仇鳌却摆了摆手：“年纪大了，身体也不中用了，还是让年轻人挑担子吧。” 毛泽东没有劝得太紧，只笑着说：“你去开会嘛，不喜欢听就走。”一句话，把正式场合的拘谨化开了。仇鳌最终答应下来，但这次应允，并不是改变了晚年的处世态度，而是他与毛泽东几十年交往中，一次特殊的让步。 仇鳌早年的经历，带着那个时代湖南士人的鲜明印记。1904年，他以官费生身份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期间，他接触到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宣传，逐渐参加反清活动，并成为同盟会早期成员。那时的留学生，谈论的不只是功名，也在讨论国家应该走向何方。 毛泽东赴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仇鳌已经是颇有阅历的前辈。两人的交往，起初并不全是宏大话题，湖南人的饮食、读书和地方局势，都是谈话内容。年龄差距没有成为隔阂，反倒让这段关系多了几分长者与后辈之间的信任。 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筹办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场地、经费、课桌，样样都缺。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四处奔走，仇鳌则在实际事务上给予了帮助。他提供场所，并设法筹集经费，使这所学校得以开办。 这件事的分量，不能只用捐了多少钱来衡量。湖南自修大学后来成为湖南地方党组织开展学习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青年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仇鳌提供的，不只是几间房屋，更是一个能够容纳新思想的空间。 仇宅也曾是长沙进步人士聚会的地方。夜深之后，几个人围坐谈事，茶水一碗接一碗，谈的却是社会变革和民众疾苦。仇鳌的夫人刘庄先常为客人准备姜盐芝麻豆子茶，毛泽东对此印象很深。这样的生活细节，比正式会见更能说明两人关系的亲近。 1923年，湖南自修大学被当局查封，仇鳌也受到牵连。此后，他一度离开湖南，前往欧美考察。经历过政治风波的人，往往更清楚局势的险恶。仇鳌并没有因为暂时退避而放弃立场，反而继续关注国内的反帝斗争和湖南局势。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撰文批评段祺瑞政府，并参与相关纪念活动。由于立场鲜明，他被湖南地方势力视为危险人物，甚至遭到搜捕。一次危急关头，邻人设法帮助他脱身。仇鳌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常说乱世中人的选择，未必都有充足准备，很多时候只能凭良知迈出一步。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民参议员，在长沙参与难民救济和社会救助。有人希望借助他的声望拉拢各方力量，也有人向他递来任职邀请，但仇鳌没有接受。对他而言，保留名位并不难，难的是不让名位改变自己的判断。 1949年，湖南局势急转直下。解放军渡江后，湖南地方各方力量都在重新选择。仇鳌以社会长者身份出面斡旋，曾同程潜等人交谈，劝其顺应民意，避免长沙再陷战火。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由此减少了一场大规模战事。 这件事之后，仇鳌的名字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新政协筹备工作展开后，中央方面邀请他北上。仇鳌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表示自己“半肺残躯”，不愿再承担长途奔波。毛泽东没有把邀请变成命令，而是写信相邀。这样的分寸，恰好击中了仇鳌最看重的地方。 他抵达北平后，毛泽东设宴相见。席间没有空洞的客套，更多是湖南旧事和多年交往中的细节。仇鳌带去长沙特产，谈起旧日相聚，气氛十分轻松。也正是在这样的相处中，政治上的礼遇与私人情谊没有彼此冲撞。 1950年，毛泽东再次谈到中南军委参事室的工作。仇鳌仍然推辞，理由还是身体和精力。毛泽东便说：“共产党会议多，你来听听嘛。”仇鳌笑道：“只怕听不了几场。”毛泽东接着答：“不喜欢听就走。”这番对话看似随意，却体现出一种少见的宽松：可以提意见，也可以保留不同看法。 仇鳌后来接受了任职。这个职务并不要求他承担繁重的行政事务，更多是发挥年长者的阅历和判断。对新政权来说，这是对一位民主人士和旧友的尊重；对仇鳌来说，则是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参与国家事务。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恶化，美军越过三八线并逼近中朝边境。中央围绕是否出兵进行了慎重讨论。仇鳌参加过有关座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国军队入朝后的称谓，后来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名称既考虑了国际环境，也体现了当时对战争性质的政治判断。 年岁增长后，仇鳌的肺病反复发作。1957年，他在北京住院治疗，毛泽东得知后作了关照。手术之后，毛泽东前往探望。两位老人谈起往事，仍会说到湖南、茶水和早年那些并不宽裕却很热闹的日子。 1965年秋，毛泽东再次到仇鳌住处看望。那时仇鳌已经行动不便，两人只能在院中短暂交谈。仇鳌于1965年去世，终年八十七岁。半个多世纪的交往，留在史料中的不只是任职与会议，还有一次次推辞、一次次相邀，以及那句“去开会嘛，不喜欢听就走”。 特别
